学术访谈|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体会与思考

发布者:电影学院发布时间:2020-03-11浏览次数:10


本文刊载于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科出版的《电影研究》第7期,以下为全文转载:

受访者:郦苏元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采访者:张晓慧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  电影学博士

时间:2018730日下午

地点:郦苏元老师家


缘起  


张晓慧:

郦老师好!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今天想跟您就中国电影史学研究有关问题交流一些看法。作为前辈,您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研究,当初是怎么选择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

  

郦苏元:

好的,回想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工作,有不少体会和感触,的确需要清理和思考。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蓬勃发展,形成一股骄人的学术热潮。相对于当前电影理论研究的状况,尤为明显。一批批青年学者热情弄潮,成为推动这项研究的新兴中坚力量。其中佼佼者,大多有着研究生学历背景,有深厚专业积淀,研究能力突出,学术信念坚定,蕴藏着巨大潜力,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电影史学发展的美好未来。


与他们的情况不同,我大学读的是中国语言文学,虽自小爱看电影,但从未接受过正规专业教育。起初从事中国电影史方面的研究,完全是领导的指派,并不是个人兴趣所在。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革”结束,电影回到影院,重与观众见面。当时放映的影片有三类:一是复映片,“文革”前出品的经审查批准后恢复公映的国产片;二是新近生产和译制的中外影片;三是参考片,限于内部放映的新旧外国影片。多年来的文化饥渴,使得电影受到从未有过的喜爱和追捧,人们争先恐后,先睹为快,看电影特别是看参考片,一时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凡是与电影有关的书籍、画刊和小人书,也都大受欢迎。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全民看电影全民爱电影的年代。当时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工作,看电影的机会较多,所里也经常组织观看参考片。我几乎有片必看,看后写点评论,同时给电影所刊物《电影文化》写些电影词语解释。这一阶段是我了解电影学习电影的过程,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电影研究,与电影史就更不着边了。


1983年底,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成立,我随电影所转入中心研究室。次年编写《当代中国电影》的国家科研项目下达,我奉命参加编辑组,承担部分章节撰写和后期统稿任务。这套两卷本著作,概括描述了1949——1984年中国电影发展的战斗历程,对其历史经验和艺术传统进行了总结。在几年的编写过程中,我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五年中国电影发展的坎坷曲折有了进一步了解,为其间发生的复杂斗争感到震惊,开始予以关注。可以说,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之初,既非我选择亦非我所长,何况当时早已人过中年。后来作为本职工作,也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了,说不清楚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重写电影史


张晓慧:

在这次参加编写过程中,您开始接触并关注电影史研究,有了一些思考和看法。不久您比较早的提出“重写电影史”的思想,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郦苏元:

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整个形势带动下,人们自省意识渐渐萌发,开始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检讨和反思。认识到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黑白颠倒不实之词,必须纠正推倒,还历史以清白,还世道以公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审视评价历史,成为当时人们共识和时代呼声。   

                                                                                     

1980年代初,电影界掀起一股学习借鉴西方电影理论的热潮,相比之下中国电影史研究可谓门前冷落,没有受到应有关注和重视。面对这种落后现状,我提出要强调历史重视历史,尽快把这项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就我的理解,历史研究以时间为向度,说明其发生发展和演变。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既符合世界电影发展某些共同规律,又有着本土化自身特点。通过对中国电影发展脉络和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使中国电影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这是一项重要的电影史学研究任务。如有人所说,预测电影的未来趋向,必须根据电影历史的真知。电影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去,而它的社会效应却是面向未来,电影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这一时期我认真阅读和学习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它是当时唯一一部参考电影史著。从中了解到中国早期电影的发生发展和历史演变,其史料运用、书写体例、史学架构,都对我很有启发。由于这是产生于强调阶级斗争年代的一部官修史书,无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记和明显的主流意识色彩。对历史人物事件和具体电影作品,常常以路线来划界,以政治为标准,进行片面分析和主观评判,造成一些错案冤案,有些历史真相或被遮蔽,或被歪曲。显然这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违背的。


唯物主义史学是一门科学,其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再现历史面貌,反映历史真实。当时在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思潮影响下,文学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电影界提出了“重写电影史”。这给我以重要启发和激励,感到这是史学科学精神在新形势下的苏醒和回归。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反复修改不断书写的过程,即使是一部权威性史著,也不一定能够成为定论之说。我认为“重写”的重点在“重”,它源于发展史也针对发展史。歪曲了的要纠正,颠倒了的要颠倒过来,说它是“翻案史学”也未尝不可。事实证明,“重写电影史”开辟了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新时代。


基于这一认识,后来无论是对中国无声电影历史的描述,还是关于中国早期电影理论的阐释,我都一直努力坚持唯物史观和批判精神。对于电影前辈们的开拓精神和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对于优秀电影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价,对于早期电影理论强调其本体意义和独特发现,试图对中国早期电影历史作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概括和描述。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重写电影史的涵义由“重”移向“写”,强调书写。社会发展了,语境不同了,人们认识更加开放,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对中国电影史进行一次次反复书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史料与史观


张晓慧:

您刚才提到史料的整理发现,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您是如何搜集整理和运用史料的,有些什么体会和经验可供大家分享?

  

郦苏元:

理论研究,要言之成理,而历史研究,要言之有据。“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虽有人质疑,但它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研究要从史料入手,结论要从史料中得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当然,只有史料的拼凑堆砌,不一定是好的研究,而史料不足甚至缺乏,很难说是真正的史学研究。


我们所说的历史、历史表述,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其次是流传下来的关于这些事件现象的文字或口头记录,三是研究者对它们的分析评价。前两部分是历史本体,最后一个是历史认识。历史上的事件发生的同时也随即消失,保存下来的是关于它的记录,如文字图像、史迹遗存,或者口耳相传,现在还有音像,这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然而不是任何资料都可以成为史料,要评估它是否能够反映史实。史实来自事实又不同于事实,它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事实。历史都是后朝人写前朝事,我们不可能真正时光穿越,这些固定下来的资料就是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在史料运用方面,经验谈不上,感触倒颇多。这得说一些历史情况。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199610月份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召开亚洲影片收藏研讨会,为了向外国同行系统介绍中国无声影片,馆里领导指派我编写一本这方面的书。我当时对中国无声电影毫无研究,无奈之下勉强接受,邀同事胡菊彬合作,以分担一些压力。这本《中国无声电影史》按时出版,作为这次会议重要参考资料,后来在教科文资助下出版了英译本。


编写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料严重不足,现在你们可能感到费解,电影资料馆是我们国家收藏电影资料的权威机构,怎么会缺少资料?你们有所不知,电影资料馆的任务和宗旨是收藏,收集来的电影资料主要是作为档案加以保护保存,而不是供研究参考使用。其根本原因是资料十分宝贵,是无法再生的资源,观看或翻阅一次,就会损坏一次,特别是影片,放映一次就可能短一截。


特别是中国早期电影资料,因稀缺而越加珍贵。这给我们当时查阅资料带来不少困难,只看了几部影片录像,查了一些微缩胶卷,便仓促落笔。就我个人来说,由于底蕴本不厚,准备又匆忙,造成学术乏力,研究贫血,给这本书带来先天不足。没有充分掌握翔实的资料,没有对资料进行细密分析,要想在中国无声电影历史研究上有重大突破是不可能的。书中在历史框架、发展脉络、书写体例等方面,基本沿袭了发展史业已形成的思路和模式。


另一方面,本着重写电影史的创新思想和批判精神,也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写和补充。对电影前辈及其作品的评价力求客观公允,依据新发现的史料纠正了某些被误写的史实,增加了早期电影理论的评述,还尝试探讨早期电影的类型意义,但由于当时对类型问题认识不很明确,所以有些语焉不详。


19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受到热烈追捧,以致有人提出中国只有电影评论而没有电影理论。我不敢苟同,开始关注,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关于早期电影理论的文章。退休后有了时间,集中力量完成了《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一书,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公开出版的各种资料汇编,有的早期理论著述或是从图书馆借阅,或是朋友的慷慨分享,也翻阅了一些早期电影刊物。限于史料的不足,对中国早期电影理论的发展演变难以做到全面准确的把握,只能进行概略性的历史描述,重点放在理论文本的个案分析阐释上,缺乏整体感和系统性,严格说来够不上是一部史学著作。这一事实再次说明不掌握充分翔实的电影史料,很难有成功的研究。


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或者说基本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面貌,以揭示历史真实,而历史面貌是由许许多多历史细节组合构成的。没有史料,哪来的细节,哪来的历史?有人说:“重点不在讲述历史,重点在阐释历史”。这句话很容易造成误解,会导致主观臆造,自说自话,把历史研究引向歪路,或者这不过是掩盖对史料缺乏认知的遁辞。中国早期电影史著述都是记叙性或叙述性的,为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讲述是经过对史料的考证辨析,厘清发展脉络;阐释是通过对史实的分析评价,重建电影历史。任何讲述不可能不作一丝一毫的阐释,任何阐释都建立在准确清晰的讲述之上,讲述是阐释的基础,而讲述又离不开真实丰富的历史资料。


现在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电影资料逐步开放,史料意识得到加强。出版物、电子版、数据库、网络、修复影片等的出现,为查阅收集资料提供了许多便利。

不是任何资料都可以用作研究的,除了收集还需要整理研究,进行分析,核查,比较,考证,评估,只有真实可靠的史料,才能成为电影史研究的依据。由于关闭太久的神秘大门尚未完全敞开,看来中国电影史料工作的彻底改观,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恐怕尚须时日。

  

张晓慧:

史料提供了历史依据,如何整理辨别以至运用,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这就涉及到史观的问题。不同的史观,对同一历史会作出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郦苏元:

所谓电影史观,是对电影历史的态度和认识,是人生观、价值观和认识论在电影历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电影史研究的是电影的昨天,必须实事求是尊重事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从某种意义说,“历史的标准”就是“客观的标准”。“史学就是史料学”,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一种唯物主义精神。


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在于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解释社会矛盾和社会进步的复杂关系。它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观点,是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这提醒我们,中国电影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研究电影历史应该与研究社会结合起来。任何事物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电影更不能例外。就电影论电影,难以深刻揭示其社会底蕴和内在规律。只有把具体的研究对象(人物、作品以及现象等)放在与之相关的广阔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才能对其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1930年代初,日寇入侵,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一批上海进步电影人士,为适应形势变化发展的时代需要,组织起来倡导电影改革,创作生产了大量思想进步艺术创新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至今不愧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这场电影运动,虽有一些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也参与其中,但它并非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样电影创作也不可能脱离时代,不受社会变化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即又爆发了国内战争,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费穆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濡染的知识分子,为国家命运担忧,为民众苦难哀叹。“有情反被无情恼”,一个“恼”字道出了他拍摄《小城之春》创作心态:烦恼,苦恼,欲言又止,无可奈何!电影发展史一书中批评这部影片消沉灰暗,确实当时的费穆眼里只是一片残垣断瓦,哪有什么光明和未来。如果就影片论影片,不联系特定时代背景,很容易认为这不过是一部深受礼教束缚颇为煽情的爱情片而已。许多中国早期影片描写家庭、伦理、妇女、儿童、爱情、道德、教育等,只有联系当时西风东渐和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思潮,才不会简单地对它们予以贬抑或否定。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史学界广为流传。我理解它的真实含义,是强调史学研究的当代性和创新性。随着社会的日新月异,要求史观不断更新,史学研究走向深入,以更好地适应现实社会的前进步伐。有的人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用来作为歪曲篡改甚至伪造历史以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借口。为此,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真实的历史任意涂抹,为我所用,实际上是反历史主义的。“文革”中的“换头术”,可称得上是其登峰造极之“杰作”。历史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我们对历史要有一颗敬畏之心。以史为鉴,只有对历史的真实书写,才能成为今天的镜鉴。

  

张晓慧:

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史与论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课题。过去有“以史带论”和“以论带史”的说法,追求史与论的完美结合,但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郦苏元:

 “以史带论”是以历史表述为主,论从史出;“以论带史”是以历史评论为主,史从论出。其实都是史与论不同的结合形式,或偏重于史或偏重于论。如你所说,史与论的完美结合,没有相当深厚的电影学识、理论修养以及超强的研究功力是比较难以做到的。我个人的研究,因限于学识,更多的选择以史带论的书写方法,从对电影历史作客观、详细的描述出发,探究事实真相,进行认真思考和概括,于细微处见真知。以论带史重点在对历史作理性观照,高屋建瓴,充满理论思辩色彩。


但如果以“代”为“带”,一字之差,意味全变。不研究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客观实际,先入为主,主观片面,是与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相悖的。历史研究应该尽可能地做到研究者主观意识和历史客观存在的和谐统一,虽然我们无法真正走进历史,但应该努力通过正确的思想观念、认真的研究态度和严肃的科学精神,更多地接近真相,走近历史。


一个时期以来,引进借鉴西方理论,对中国电影进行跨文化跨地域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道新景观。它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认识,给人以启发。但有的研究对中国电影历史并没有多少了解,也缺乏深入研究,硬是把中国电影塞进预先设定好的理论框架里,牵强附会,云遮雾罩。名为电影历史研究,其实意不在历史,而在理论,只是把电影作为阐释的注脚、论述的例证。这种研究可以是社会研究、文化研究或别的什么研究,但不是电影研究,说是中国电影史研究就更牵强了。有的研究甚至只是为了说明西方理论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外国的先进理论,应该认真学习借鉴,经过消化予以吸收,不能生吞活剥,更不能顶礼膜拜盲目追捧。跨文化也好,跨地域也好,都是为了拓展视野,开阔思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不能跨来跨去把自己跨糊涂了。研究中国电影历史,要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立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要有学术自觉,有学术自信,才能学术自强。

  

新电影史


张晓慧:

西方新电影史理论传入中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对中国电影史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我发现,您很早就关注到这一理论,后来还进行了专门研究。您如何看待新电影史的理论意义及其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郦苏元:

电影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历史本体与电影本体的统一。以历史的眼光,通过电影发展,观照社会变化;从电影视角,透过时代风云,考察电影演进。


新电影史强调宏观把握整体研究,体现了一种新的电影史观。它把电影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认为每一个电影现象都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电影史研究就是关注这种系统性,对其因果关系作出解释。电影史学家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在影片之上,而要扩展到影片之外甚至电影之外,从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美学的多方面进行考察。


为此,它对传统的电影杰作史提出质疑,反对以一部部影片、一个个导演研究来叙述历史的书写方式,认为其视野狭小方法单一,很大程度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新电影史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认为电影是个开放的系统,强调要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要将电影置于一般历史的语境之中,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揭示出电影进步的各种历史原因。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中国电影史学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主要有赖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电影发展,但与新电影史的引进不无关系,它给中国电影史研究带来新鲜空气。视野更为开阔,方法更加多样,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具体影片的分析上,而是结合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外部环境以及制片企业、营销规模、市场运作和商业策略等内部机制结合在一起,探讨中国电影的视听元素、类型特征、形式流变和风格流派等艺术构成和美学特点。无论其广度还是其深度,都是对以往的颠覆和超越。


新电影史批评传统杰作史,是认为它忽略了电影与内外关系的联系,并非低估了影片文本研究的价值和地位。电影史研究应强调电影本体,这是与其他史学的区别所在。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文化的各种内部外部因素,其影响和作用都集中于电影创作,最后体现在影片中。应该说,只分析一部部影片的历史,肯定不是一部好的电影史,但不谈影片的历史,恐怕很难说是一部真正的电影史。


电影史有其自己个性,要从电影本体出发,探讨研究电影艺术发展和变化。现在似乎很少有人提“艺术”二字了,说电影是商品,是经济,是科技,是媒介,是文化,是语言等等。可要我说,这些都是又都不是。电影不是纯粹的商品、经济、文化、科技、媒介、语言等等,它是纯粹的以视听造型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现代艺术。电影史离开“电影”二字,就很可能变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史、经济史、经济史或美学史。


当电影史学家所关注的不只是电影的历史而是历史中的电影时,其研究的重点随之由本文移向泛本文,电影的历史研究演化为历史的电影研究,电影的历史写作成为历史的电影写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影史原来的目的和性质。一些年来,海外不少学者对中国电影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大都从文化角度来研究中国电影的,或作为论证某种理论的范例,或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的见证,电影成为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开辟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这些研究体现了整体史观所蕴含的巨大包容性,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对其他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吸引力。


新电影史是一种宏大理论,把一切人类史看成是一部历史,主张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在一起,寻求一种完整而又完美的叙事框架,研究中善于运用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微观研究有着明显不同。目前一些中国电影通史出版,对实践新电影史理论作了尝试,积累了有益经验。

  

微观研究


张晓慧:

说到微观研究,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特别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切实可行,易于掌握。它具体实在,直接切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逐步积累对历史的发现和认知。但也有人担心,它零散碎片,限于一孔之见一时之得,缺乏整体性的把握。您很早就关注这方面问题,对微观研究抱有极大热情,能进一步展开谈谈您的看法吗?

  

郦苏元:

其实微观研究是从整体史观中生发出来的,或者说整体史观直接推动了微观研究。因为既然把电影看成是由各种联系各样因素交织而成的系统或网络,那么就意味着可以通过解析,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切入,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通过缜密考证精细分析,从某个侧面揭示事实说明真相。


微观研究克服了宏大叙事难以避免的大而无当和抽象枯燥,是对宏观研究的反拨,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史学的复归。《史记》是我国史学开山之作,其基本架构为年表加传记,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梳理了三皇五帝至汉初长达数千年历史。特别是通过对各种人物的细致描写刻画,具体而生动地再现了历史面貌,这值得我们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人学习借鉴。


微观史观给中国电影史学研究带来新的方法和思路,它对历史现象进行显微镜式观照,是一种以具体考察为基本特征、以个案分析为研究方法的史学形态。它专注于个别的、细小的、具体的对象,由细节切入,从细微处再现历史现场,重现历史生活的鲜活多彩。这与人们认识任何事物的情形是一样的,都是由小到大,从具体到整体。在影片、文图等资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对中国电影特别是早期电影进行宏观研究整体把握谈何容易。相反,对一篇文章、一个人、一个细节、一起事件进行细挖深抠,倒是可行且有效的。


微观研究推动了中国电影史学的发展,但也出现分散零碎、浅显无序、碎片化等现象,遭到一些质疑甚至批评。其实微观研究并不是鼓励大家找犄角旮旯,钻故纸堆,而是把研究引向具体化。找一个点进行深入研究,不见得比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大作巨著来得容易。再者,中国电影史学发展总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说句绝对点的话,没有微观研究哪来宏观研究。宏观、微观是相对的,辨证统一并行不悖,是史学内部两种不同的思维和方法。


微观辨析是宏观研究的细化和深入,宏观思维是对微观研究的整合和概括。近些年来,一批年轻有为的电影学者的微观研究,给中国电影史学带来新收获新气象。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对象,如史实,事件,人物,影片,媒介,文物等等,通过引经据典,文本读解,实地考察,访谈口述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和重墨浓彩的描述。其中许多见解和考证非常有价值,随着学识经验的积累日见丰富,其学术水准正在不断得到提升。


宏观史学从一个大理论出发,要统摄全局,综合各种结构、要素,以建构历史研究话语的权威性。与此相反,微观研究更多体现的是历史研究话语的个人化。


事实上,任何历史研究、历史表述,都是个人化的,正是这种个人化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多元化。只有多元化才能推动史学研究不断进步与发展,可以辩论、可以交流、可以修正,一旦提倡权威话语,还怎么讨论,怎么发展。


这种多元化首先表现在方法的多样化。研究方法和途径应因人而异,不拘一格。如前所说,微观研究是切实可行的,文本研究是电影史研究所必须的。心态研究是人物研究的核心,不了解作者一定时期生活环境下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就不可能透过表象看本质,正确认识其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此外,历史是综合的信息系统,人类创造活动会凝聚在某些物质遗存之中,这些遗迹包含着许多历史信息,通过实地考察或田野考古,可以引领我们走进历史现场,使我们感到与历史同在,激发起对昔日的难忘记忆和无限遐想。这种动态性研究,生动鲜活,具有学术生命力。不同方法,为探寻中国电影历史提供了多种路径。


历史研究虽然不是历史创作,但也需要绚丽想象的烛照。老学究式的研究,固然认真严谨,但有时难免刻板枯燥了无生趣,恰当适度地融入一些个人情感和想象,不是绝对不可以的。所谓历史想象,是历史研究、历史叙事中一种文学性艺术性的修辞或修饰。这是为了使历史表述更丰富、更生动,给人以具体的历史现场感,产生感同身受的体验,是比较高明的历史笔法。史记中陈涉称王之后,一个当年一起种田的伙伴来探望,一进王宫,脱口而出:“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又是惊叹又是羡慕,神肖毕现。生活奢华是政治堕落的开始,为后来陈涉的失败埋下伏笔。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道出了一条深刻的历史教训,留下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天马行空任我驰骋,更不是要写成历史小说,只是说在一些细节、气氛上,可以恰如其分地融入联想和想象,而这些联想和想象也是有着一定依据、符合历史基本情况的。我在写无声电影史时,很多影片看不到,便根据本事说明和评介文章,对一些影片的画面和动作进行了某些艺术化想象,以增强其银幕感。这大概就是有人说的,历史研究中要寄托一种情怀,我理解就是要投入自己的感情、智慧和想象。


史无定法,通向真理殿堂的路不只一条。只要恪守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方法形式应该多种多样,观点理念也不应定于一尊。不同史观,不同方法,广泛交流,兼收包容,从各个视角,各个维度去寻求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足迹,形成多元化的史学形态和史学结构,构建起大格局态势,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影史学走向新的繁荣发展。

  

中国电影史学体系


张晓慧:

我非常赞同您的这个想法,交流沟通合作包容,才能创造和谐宽松的研究环境和学术气氛。目前,关于“中国电影学派”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郦苏元:

为了更好地与世界对话,进行了“中国电影学派”的讨论。电影自传入后,一直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经历了长时期本土化、民族化过程,使中国电影无论观念形态指导思想还是艺术创作美学追求,甚至包括产业技术发展,都逐渐形成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体系。既然叫学派,那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创作概念,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学术概念。因此,需要深入探讨中国电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探寻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和优良的艺术传统,从而对中国电影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电影史学是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建立发展中国电影史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了进一步加强电影史宏观、微观研究外,要提高电影史学理论的研究水平,对史学原则精神和研究方向方法等展开探讨;加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挖掘其传统总结其经验;建立电影史学批评评论机制。近年来,出版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著作和文章,但似乎人们的关注度不够,很少见到对这些史著和文章的评价。当然还有电影史料学,前面已经说过。这五个方面,对无论是建立中国电影史学体系也好,建设中国电影史学学科也好,都是缺一不可的。

  

张晓慧:

今天您涉及到很多方面,谈了许多意见看法,对我很有启发。有些问题,引起我的关注和思考,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做进一步交流。谢谢您,郦老师!

  

郦苏元:

随性说来,不一定都对,供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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